郭凯：执**寻找改革新动力
作者:郭凯在中国，自上而下主导的经济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活力,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显现出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先富”没有能够带动“后富”，而没有后富支撑的“先富”，也因此无法继续更加富裕，经济的局部泡沫和整体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进入20世纪后的若干年，随着中国进入世贸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市场延缓了国内的矛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更大的开放和贸易、资本、汇率等制度，外部经济部门继续扩大了国内“先富”的范围，若干弱势群体也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分割。这也就是说，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撑、美国举债消费等开放层面的因素，让国内体制和*治改革的迟滞问题暂时“非显性”化了。但是“先富”与“后富”的断裂问题并没有得到弥合，*府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在继续拉大。整体上，*府和执**内的精英力量非常努力和难能可贵地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治局面，让国内体制和制度上变革的滞后与经济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错位与矛盾，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像新加坡、韩国那样，依托世贸体系和他国消费来实现全面工业化和共同富裕是无望的。而前面几十年相对有限的发展和积累，要求所有人都迅速达到“先富”群体的富裕程度，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局面下，既有的安定局面怎样维持、社会断裂如何弥合，同时在有限的分配回转空间中，赋予更多人消费能力，而不打击所有人的创造意愿，就需要制度化的变革来解决。这个制度化的变革，就是承认没有几个个人或者少部分人，有超越历史的智慧，替十多亿人口解决团结和福祉问题；而根据现实的经验，在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集体和个体利益需求，需要通过制度渠道和程序，形成公共认识和妥协机制，在权力系统和各级权力代表机构中达成广泛共识，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可以被他人认可。它的实际效果不仅仅在于维系社会秩序，更是对继续增长的保障。中国宪法和既有体制规定的权力系统中，中共行使执**权力，中共各级*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代表全部*员行使*内权力。一般意义上，**是*治集体行动的最高制度化行式，它的最大实现在于执掌权力，并以此保证所代表集体的利益分配权利。在中国，中共体系和其他的权力体系相比，比如人大体系，目前依然是权力行使组织化程度最高、制度化发展能力最强的。它的困境，在于保证所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分配权的能力问题上，所谓提高执**的执*能力、保证执*地位，核心即在此。而在现实层面，加速*内民主制度化、提高中共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力和保障能力，也是既有秩序和宪法允许的维护公共利益途径中最主要的部分。代表、*员和组织力实现7000万*员的规模，一直是外界对中共咂舌相看的因素之一。可是对于一个现代**，规模和它的组织力未必是正相关的。而决定它的组织力、进而决定它的执*和代表能力的，是一个**内*员身份和*内权力机构以及所谓**组织意志的相关性。2007年、2008年之交，中组部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暂住证明时，要登记*治身份，也就是中共*员身份。2008年有南部某市组织部统计，市内流动于各总支、支部之外的流动*员占全市*员的比例将近8%；该组织部还发现，这些流动*员基本均属高素质的精英群体。而且，这还只是统计到的数字，未及全部。中共流动*员不愿主动寻找*组织，和基层*组织涣散和*员懈怠的原因并没有区别，就是看不清*内的事情或者*的组织和自身的相关性。而如果一个执**丧失了基层*员的参与志愿、进而丧失了实际代表组织力的话，执*机关跨过*员代表国民集体，追求持久执*的路径将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