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家电行业基本都是依附*策来生存的。*策的出台，家电行业迎来高峰期，*策的退出，家电行业一蹶不振，除非再次出台新*策，否则不能将之唤醒。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行业销售连续走低，商家十分恐慌。要知道，这是继房地产、汽车走弱后的又一个疲软的行业，至此，钢铁业的下游行业几乎全*覆没。直到今年家电行业新补贴*策出台，商家们的悲观心态才有所把持，如今，在补贴*策的正式实施下，家电行业终于稍有起色了，这对钢铁行业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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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爱，不解释》发布 剖析十年心路感动哽咽
徐昌洪为味精行业走出"多事之秋"出谋划策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2880亿，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长0.4%，弱于预期。而中国之前已经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3390亿。 多方人士表示，这组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有声音也在提醒大众不要得意忘形。请问为什么？ 读者 天涯小米 作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由此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除了经济规模大、增速快、市场容量和潜力巨大之外，人们也许更应该看到存在于其中的一些还不能够引起自豪的事情。 我国与日本存在较大差距 从表面看来，我国经济从总量来看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在人均GDP方面却依然位居世界排名的后列。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美国的人均GDP达到42240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日本为37800美元，排在世界第33位；目前，我国人均GDP则为3800美元，只位居全球第105位。排位甚至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之后。 从经济结构看，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国内内需仍然不够旺盛，经济的高增长更多地依靠工程项目投资，投资则主要靠各级*府机构，外贸出口的依存度较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仍然不足。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技术水平方面，我国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依靠国外。比如，同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一直都在制造初级产品或是以来料加工为主，其中自主科研创新的成果所占有的比例较低。而日本则不同，他们的私人企业有着强大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特别在电子等制造业的高端领域方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比较的关键，不在于中国GDP人均数值仍低及某些结构上有差异，否则，未来只需各级*府继续多上项目，设法再加大GDP的增速即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实行的仍是一种低效率的增长方式。 GDP表明的只是整体经济规模 一些人之所以推崇GDP，可能是认为：GDP数量的增加可以同社会财富的增加画等号。因此，专家们用GDP数量的多少来判断经济形势好坏，GDP的总量及增量的提升一直被当做各级*府的*绩标志。这就有了多年来，各地方上报的GDP增速和总量相加后远超过中央统计部门公布数值的现象。还有不少学人热衷于论证今后中国经济还会保持高增长，或是预测照这些年的高增长下去，不光超日本，若干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 不过，人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得到且保持了世界第一位的增长速度，但与之相伴的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诸如：过量的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破坏的加剧、(致使各种灾害更为频发、烈度加大)社会贫富差距非正常地扩大，官员贪腐的增加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我们落后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吗？ GDP在某一时期中，是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可以准确表明的只是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总规模。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一定要来自社会总财富量的不断增加，即一定要表现为GDP数值的不断提高。 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却不一定等于社会财富的等量增加。特别是在不同的增长方式推动下，同样一个数值的GDP中往往有着不同的财富含量和福利水平。这就如同两条重量相等，含金量却不相同的项链。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和消费主体主要为私人企业和家庭不同，中国的投资主体中*府机构和垄断国企的投资仍为主要部分；国内的消费结构中，庞大的*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款消费”也占据很大的部分。这是一种以行*权力来推动增长的机制。如此GDP增长的推动机制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却耗费高、效益低的主要原因，并成为环境污染难以有效治理，社会收入分配非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多年来，在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的国情下。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使用的低效和浪费一直很突出。许多生产活动和工程项目的资源消耗与浪费高于国际水平。例如，国内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里除了技术和结构因素外，更多是由于国企和*府工程项目存在着“预算软约束”、责权非对等的痼疾，它们原本就匮乏私人企业具有的主动减少浪费、抗拒侵权、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行为机制，而上级部门将GDP增长速度当做考核官员*绩的做法，又具有激励作用，助长着不计代价、只求增长的投资行为。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代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现实中，凡以权力调动资源，并以增长速度来衡量官员*绩的地方，总会鼓励基建项目中各类“形象工程”上马，建成大批缺少收益的工程。其中的“半拉子”、“烂尾”、“豆腐渣工程”，往往在肥了一些贪官后，只给社会留下废品。由*府部门主导下的投资扩张，又难免产出缺少销路的产品、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一些地方的房地产泡沫。这些都为GDP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却不能同步增加社会的有效财富数量。 在一些*府官员搞出*绩、提升官职的背后，有与民争利的官商垄断，有远高于正常值的资源消耗，有巨额的银行坏账，有低效运作、日后会成为继任者和全社会负担的企业与项目。 为什么在多年保持世界最高经济增长速度之后，我们社会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房子？除了存在分配不公，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等因素外，在高速增长的GDP中，所创造的和能够用来提高社会福利的有效财富数量比较低显然是原因之一。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早已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经验表明：在我们的体制下，追求高增长不难，难在改善增长的质量。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今天和未来需要的不应再是GDP的单纯赶超，而是如何改善质量、避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与透支。当然，这又取决于能否转变以往靠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增长方式，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项工作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