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蕴含云南省*区的形成、云南与邻省的关系及云南与邻邦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云南与周边地区的气候、地貌、自然资源状况等大致相同，构成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云南省*区的形成，却主要是受*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在有关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历朝治边的方略与治策，云南地区的地缘*治状况，以及云南内外交通线的兴衰。
可将古代的云南地区分为若干区域。这些区域与云南整体的发展大致同步，同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与特点。历史上的今滇中与滇东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与楚雄州东部。以下将远古至唐代划分为若干阶段，阐述今滇中与滇东地区演变的过程。
一、远古至东汉时期今滇中与滇东是远古人类较早居住的地区。20世纪70年代，在昆明市呈贡县龙潭山出土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化石。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在云南发现余处，以石寨山类型为代表的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云南地区最具代表性。其文化面貌为有螺壳堆积，出土泥质红陶、夹砂红陶与夹砂灰陶，石器以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为特征，居民普遍种植稻谷，证明云南居民种植稻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滇池地区，以及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的周围地带。
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约在春秋末或战国初期，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墓葬的地方特点明显，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二期墓葬出现?、锄等大型青铜农具，时代在战国中晚期，下限不晚于西汉初期。第三期墓葬为西汉中晚期的遗存，青铜农具的种类与数量增加，出现纯度较高的铁器与半两、五铢等西汉货币，铜镜带有草叶纹、百乳纹等内地常见的纹饰。第四期的时代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出土器物的地方特点基本消失，并受到内地文化显著的影响。滇文化出土青铜器的品种、数量远超周围其他地区，质量甚高且制作精美。在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30多件贮藏海贝的青铜贮贝器。滇文化区域出土的铜鼓，因特色鲜明被称为“石寨山型铜鼓”，基本特征是制作精美、纹饰繁复。
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周围地区建有滇国。滇国在夜郎（在今贵州东部与滇东一带）以西、邛都（今川西南）以南，滇国的东北有劳浸、靡莫部落，“皆同姓相扶”。据称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滇国“其众数万人”。汉武帝时滇国降附，“滇小邑，最宠焉”。近数十年有关滇文化的考古发现，帮助我们解开了滇国之谜。滇国的范围与滇文化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东达曲靖、陆良与沪西，西到禄丰，北至会泽，南抵元江、新平一带。滇国的都城在滇池湖畔的晋宁以东，这里的石寨山遗址出土西汉赐与的“滇王之印”，证实是滇王及其臣属的墓地。滇国降附，西汉于其地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益州郡的治所在滇池县（治今晋宁以东）。
滇国历史上发生过两件大事，即庄蹻率众入滇与汉朝在滇国地区设郡县。关于庄蹻入滇的时间、路线尚有争议。据研究，派大将庄蹻至滇国的应是楚顷襄王，时间约在秦昭王二十八年（前）前后。其时楚国与秦国大战，楚国面临的形势不佳。顷襄王派庄蹻率数千楚*，溯沅水入夜郎寻求退路，遂平定滇国。归还时道路受阻，“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在滇称王，与数千楚国将士汇入滇族。考古材料证实，战国时期的滇文化受到楚国文化的影响。晋宁石寨山出土一种虎耳细腰青铜贮贝器，器耳呈双虎上攀状，与楚国的同类器物相似。
西汉击败匈奴，武帝始经营西南夷（今云贵与川西地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元光五年（前），武帝遣唐蒙招降夜郎侯，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以后接受邛笮君长的请求，在邛笮、冉駹（在今川西一带）之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元朔三年（前），因西南夷屡反，武帝诏罢西夷，仅保留犍为郡与夜郎的两县一都尉。元狩元年（前），西汉复事西南夷。汉使由成都出发，奉命寻找通往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道路，误至滇国，受到滇王热情的款待。元鼎五年（前），位今广州的南越国造反，汉征发夜郎兵随行，夜郎之且兰君乃反。南越既灭，汉*回诛且兰，平南夷设牂柯郡（治今贵州*平以西）。冉駹等震恐乃请置吏，西汉在今川西地区设越巂、沈黎、汶山三郡。元封二年（前），汉*突至滇国城下，滇王出降，汉于其地置益州郡（治今晋宁）。西南夷中见于记载的部落有数十个，仅滇、夜郎被封王赐印，可见朝廷对其之重视。
西汉前期，滇国与巂、昆明人多次发生战争。战国时期，在今川西南与保山至大理的滇西地带，活动着从甘青地区陆续南下的羌人群体巂、昆明人。巂、昆明人过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巂、昆明人向东面、南面逐渐扩展，进入滇国地界后引发激烈的冲突。西汉明确支持滇国，出兵协助滇国打败了巂、昆明人。原由因是西汉曾派使者赴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途中屡次为巂、昆明人所阻，并抢去携带的礼物。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元封二年（前），西汉在滇国旧地设置益州郡（治今晋宁）。“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可知滇国打败巂、昆明人，将其游徙之地并入滇王与汉朝太守共管的益州郡。益州郡的范围，也从先前的滇池周围地区往西扩大至今保山一带。还有一部分巂、昆明人则避开滇国的锋芒，辗转迁入今滇东、黔西一带的山区。北魏《水经·温水注》称：味县（治今曲靖）高山地区，有流行“曲头木耳”习俗的木耳夷。若死亡，亲属“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以作乐”。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些民族，近代仍流行火葬的习俗。
西汉在西南夷地区共置七郡。在今滇中与滇东地区，西汉设置以下郡县：漏卧县，治今罗平；同并县，治今弥勒；毋单县，治今弥勒西北；漏江县，治今泸西；谈稿县，治今富源以东；句町县，治今广南。以上数县隶属牂柯郡（治今贵州*平西南）。属益州郡（治今晋宁）的县有：双柏县，治今双柏县境；同劳县，治今陆良；铜濑县，治今马龙；连然县，治今安宁；俞元县，治今澄江；牧靡县，治今寻甸；谷昌县，治今昆明东北；秦臧县，治今禄丰以东；味县，治今曲靖；昆泽县，治今宜良；律高县，治今弥勒以南；胜休县，治今江川以北；健伶县，治今晋宁。
两汉在西南夷地区积极修建道路。西汉整修由蜀地入今云南的五尺道、灵关道两条旧路，以及经今云南达澜沧江以西地区的博南山道。东汉拓开由今昆明至越南北部的交州道。五尺道的修建可追溯至秦代。据《史记·西南夷传》：秦朝派常頞率人拓开五尺道，沿途设置官守。五尺道因道宽秦代五尺而得名。其道始于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经今滇东北止于郎州（唐置，治今曲靖）。汉武帝派官吏唐蒙率人整修五尺道，将道路从今曲靖延至滇池地区。
为巩固和充实所设郡县，汉晋从蜀地移来一些人口。移民集中居住在郡县的治地，一些移民形成时称“大姓”的地方望族。迄今在今滇东北、滇中、滇西等地的坝子，分布有不少因地表有高大封土堆被称为“梁堆”的古墓，实则是两汉以来云南大姓的墓葬。李恢、朱褒、爨习、孟琰、雍闓、孟获等汉晋时云南的知名人物，便是由移民演衍而来的大姓。
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地区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成员主要由贵族、平民、奴隶组成。滇国盛行不发达的家内奴隶制。数量不多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与被征服部落；大部分劳动者，仍是自由民身份的滇人。汉朝置郡县后，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据《后汉书·西南夷传》：益州郡（治今晋宁）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水经注·温水》称：“滇池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说：滇池县有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言：东汉时滇池湖面“白鸟现”。“白鸟”指从北方飞至滇池避寒的海鸥，这是海鸥飞赴滇池最早的记载。二、蜀汉至隋朝时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蜀地、南中（今云贵地区）被蜀汉据有。
建安二十四年（），孙吴袭取荆州，蜀汉镇将关羽败死。刘备率*攻吴失败，病死白帝城。眼见形势对蜀汉不利，南中的大姓、夷帅（山区蛮夷首领）纷纷倒戈反蜀。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南征。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蜀*兵集僰道（治今宜宾），分为三路。诸葛亮率主力进攻越巂（今西昌地区），派马忠从东路进攻，派李恢经平夷（在今贵州毕节境）自中路进攻建宁（治今曲靖）。建宁是主要战场，蜀汉*在此彻底击败叛*。叛*首领孟获屡败屡战，被迫投降。蜀汉*集中到滇池地区，略为修整后返回蜀地。从出征到凯旋回归，南征的时间不到一年。
南中既平，蜀汉对其*区进行调整。乃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以李恢为太守，郡治从今晋宁移到味县（今曲靖）。分建宁、越巂两郡之地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治弄栋（在今姚安县北）；分建宁、牂柯两郡地区设兴古郡，以马忠为太守，治宛温（在今砚山以北）。为加强控制，蜀汉将南中的最高统治机构庲降都督从平夷（在今贵州毕节）移至味县，并在当地置屯田。屯田颇有成效，收成可积谷贮藏。为充实云南郡与建宁郡，庲降都督李恢从今德宏等滇西地区，迁“濮民”（今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数千户至两郡地界。
西晋实现统一。统治者改变两汉相对开明的*策，在今云贵地区实行强硬统治。西晋不仅随意增加郡县，还以建宁郡、兴古郡、云南郡、永昌郡为基础，设立与益州（治今成都）同级的宁州（治今晋宁东）。但新*区运转不灵，不久又撤销宁州，仍将四郡并入益州。西晋任命李毅为南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李毅向宁州诸族大量征收赋税，“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今滇中等地的大姓多次反叛，被西晋残酷镇压。因时局纷乱，民不聊生，宁州的百姓远走交州（治今越南河内），或避入永昌郡（治今保山）、牂柯郡（治今贵州*平以西），“半亦为夷所困虏”。宁州长期被叛*围困，“食粮已尽，人但樵草炙鼠为命”。王逊代李毅为南夷校尉，其强横粗暴超过李毅。王逊杀害宁州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夷晋莫不惶惧”。史籍称今滇中与滇东一带，“仓无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竭，绳纪弛废”。
西晋后期，宁州大姓分为拥护、反对王逊的两派，在激烈的争斗中两败俱伤，仅剩下爨、孟、霍三家。但兼并仍未停止，孟、霍两家大姓同归于尽，仅爨氏大姓一枝独秀。东晋*权虽接管宁州，统治的有效程度已明显降低，史称“威刑缓钝，*治不理”。大明二年（）创立的《爨龙颜碑》，称爨氏的头面人物曾任宁州（治今晋宁东）刺史，以及晋宁郡（治今晋宁）、建宁郡（先后治今曲靖与陆良东北）的太守，可能是自封或朝廷虚封。
南朝之宋、齐、梁、陈，名义上统有宁州并任命宁州刺史，但到任者不多。据《南齐书》：“（宁州）道远土塉，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大同末年，萧梁任命徐文盛为宁州刺史。徐文盛赴任，尚知“推心抚慰，示以威德”。数年后内地爆发侯景之乱，徐文盛在宁州招募数万人，借口平叛返回内地。以后未见宁州刺史到任，宁州遂被爨氏大姓割据。爨氏仍奉内地王朝为正朔，每年进贡数十匹马。北周的益州总管梁睿，上书朝廷奏请经营宁州称：“宁州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可见在隋朝统一前，备受战乱摧残的今滇中、滇东地区，社会经济亦有所恢复。
综而言之，今滇中、滇东是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区域。在归入汉朝版图之前，早期人类在云南地区有较广的分布。在滇池周围地区存在数百年的滇国，堪称是云贵高原一颗闪亮的明珠。汉晋近年的经营，推动今滇中、滇东地区较快发展，并成为在云南领先的区域。汉晋统治云南的目标，主要是经营由今成都经云南达中南半岛乃至印度的通道，以及由成都经云南达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的道路。汉晋还确立由今四川统辖云南地区的地缘*治格局。自蜀汉起，今云南的统治中心从滇池地区转移到曲靖。晋代后期，今滇中、滇东地区饱受战乱破坏；南朝时因未卷入内地战火，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东晋南朝时期，今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十分松弛，迁入今滇中、滇东的移民逐渐与本地民族交融，形成新的地方群体白蛮。
隋朝建立，企望恢复前朝在今云南的统治。隋朝在今昭通设恭州，在恭州以北置协州（治今彝良），于滇池地区设昆州（治今昆明），并任命爨氏首领为地方官吏。昆州刺史爨玩起兵反叛，隋朝令将领史万岁率兵讨平。次年爨玩再反，隋朝又派兵镇压。爨玩惧而入朝，随后被诛，隋朝终放弃今云南地区。隋朝的两次征讨，沉重打击了爨氏地方势力。爨氏大姓对云南较大范围的管控，被迫收缩至今滇中、滇东一带。
三、唐朝时期唐朝对云南地区的经营，以安史之乱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贞元间唐朝设十道作为全国的大行*区，云南地区属剑南道（治今成都）管辖。唐朝经营云南的初衷与两汉相同，即为徼外势力朝贡、获取远方的珍宝提供便利，重视经营自成都过云南达今印度的西洱河通天竺道，以及由成都经云南至今越南河内的交州道。
唐朝首先恢复对今滇中与滇东的统治。武德元年（），唐置南宁州（治今曲靖），所辖的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隄、泉麻、梁水、降九县，大都位于今滇东北一带。武德四年又置南宁州总管府，管辖南宁（今曲靖地区）、恭、协（今昭通至黔西一带）、昆（今滇池地区）、尹、曽、姚、西濮、西宗（在今楚雄东部）等九州，随后向云南西部推进。麟德元年（），唐置姚州都督府（治今姚安），下辖57处羁縻州，基本完成保护西洱河至天竺道的战略部署。
在今四川宜宾经曲靖至昆明的石门关道（原五尺道）、自今昆明至越南河内之交州道沿途，唐朝修建多处驿馆，以便利行旅往来。贞元十年（），唐朝使臣袁滋奉命出使南诏。袁滋一行沿石门关旧道行九日至制长馆（在今马龙），“始有门阁廨宇迎候供养之礼，皆类汉地”。从拓东城（在今昆明）往西，历经安宁馆、龙和馆、沙雌馆、曲馆、沙却馆、求赠馆、波大驿、白崖驿、龙尾城、至阳苴咩城（在今大理）。若从拓东城南下交州（治今越南河内），先后经晋宁馆、江川县、通海城、曲江馆、南场馆、沙只馆、思下馆、曲乌馆、矣符馆至贾勇步，再登船经水路达交州。以上各处驿馆间距约30里，行旅须行一日，符合唐代关于行驿距离的规定。安宁、沙却、白崖、阳苴咩、晋宁、江川、通海、曲江等地名，至今犹存。在现代公路取代旧路之前，上述地点仍是过往行旅投宿之处。遍查有关史籍，未见南诏修建驿馆的记载。因此，上述驿馆可能建于唐代前期。
在唐前期统治的年间，今滇中、滇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渐趋繁荣。
《蛮书·名类》称：“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曲州治今昭通，靖州治今大关，可见东晋、南朝时遭受战争破坏的今滇东地区，唐代前期畜牧业得到较快恢复。唐代云南出产良马。产自越赕川（在今腾冲以北）以东地带的“越赕骢”，因毛色青白相间得名，“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藤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滇池等地的良马亦受赞誉，“东爨乌蛮”指居今滇东的本地民族。今滇中、滇东地区还普遍饲养*牛，“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通海以南常见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滇池等湖泊冬月多鲫鱼，“雁、鸭、丰鸡、水扎鸟遍于野中水际”。
《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说：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每耕田用三尺犂，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犂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每一佃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说明今滇中、滇东延至滇池以西的地区，稻作农业兴盛，还种植火麻、豆、*米、小米等作物。当地流行三人驱使二牛的深耕方法，水利设施良好，可做到“水旱无损”，山间梯田亦随处可见。唐代今滇中与滇东地区，流行春夏季种水稻、秋冬季播小麦等作物的方法。双季种植轮作制延续至今，云南人称为“大春、小春”。
《蛮书·六赕》称渠敛赵地区（今昆阳一带），“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居今昆明、楚雄相连地带的松外诸蛮，“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柰”。滇东等地开采井盐，以安宁井盐产量最大。《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说：“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升麻（今寻甸）、通海已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今滇中、滇东地区还流行饲养柘蚕，“蚕生阅二旬而茧，织锦缣精致”。
唐代中期南诏崛起，云南等地*治风云骤变。
南诏崛起缘自吐蕃势力南下。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吐蕃奴隶制*权。为掠夺奴隶与各类资源，吐蕃积极向外扩展。吐蕃南下洱海周围地区，“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严重威胁西洱河通天竺道的安全。唐朝出兵驱赶。神龙三年（），唐九征率*讨伐姚州叛蛮，拆毁吐蕃架于漾、濞二水上的铁索桥，铸铁柱以纪功。俟远征唐*撤回，吐蕃势力卷土重来。有鉴于此，唐朝扶植关系较密切的蒙舍诏（南诏），支持其统一洱海地区，组织诸部抗御吐蕃势力。以后南诏坐大，力图摆脱唐朝的控制，为唐朝所始料未及。
天宝四年（），唐朝筹划开通步头路，将交州道与西洱河通天竺道相连，乃遣越嶲都督竹灵倩至安宁筑城。此举引起当地爨氏大姓的不安，借口“赋重役繁、*苛人弊”反叛，杀死竹灵倩并毁安宁城。唐廷令南诏东进平叛。南诏软硬兼施瓦解了爨氏势力，借此机会控制今滇东地区，并强迁今滇中、滇东以爨氏为主的百姓20余万户至永昌之地（今保山、大理一带）。上述区域的乌蛮（木耳夷后裔）因言语不通，且多散居林谷，故得不徙。以后自曲州、靖州、石城（今曲靖）、升麻川（今寻甸）、昆川南至龙和（在今安宁以西）的地区，“荡然兵荒矣”。上述区域的乌蛮乃“徙居西爨故地”，广泛散布在今滇中与滇东一带。《元史》亦曰：“南诏阁罗凤以兵胁西爨，徙之，至龙和皆残于兵。东爨乌蛮复振，徙居西爨故地。”
对南诏的肆意扩张，唐朝十分恼怒。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对南诏多方施压，并进行与之作战的准备。南诏主阁罗凤多次遣使至唐，控告张虔陀欺压，唐廷置之不理。天宝九年（），阁罗凤遣*突袭姚州都督府的治所姚州城，张虔陀被杀。次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兵征讨南诏。阁罗凤遣使谢罪，愿重建姚州城，扬言若不许则归命吐蕃。两*相接，唐*大败。以后唐朝又两次出兵征讨，均遭惨败。阁罗凤自知撞祸，令树立石碑，镌刻与唐朝决裂前后的经过，称以后若归唐，当向唐使指示此碑，面呈表疏旧本，“足以雪吾前过也”。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暇顾及云南。南诏遂与吐蕃结盟，发展为强大的地方*权。
四、南诏时期安史之乱后，南诏崛起。南诏较大规模的拓边行动有两次。一次发生在阁罗凤时期。阁罗凤与吐蕃结盟，联兵攻占经大渡河至成都之清溪关道的要镇越嶲（今四川西昌）及附近地区，南诏势力遂抵大渡河南岸。唐宝应元年（），阁罗凤率*亲征寻传地区（今德宏等地），于当地择胜置城，并在今西双版纳置银生节度，在安宁设城监。阁罗凤又令凤伽异置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对今云南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有效控制。
贞元十年（），南诏进行第二次拓边，重点是今滇西北与川西南地区。在唐朝、吐蕃、南诏的争斗中，上述地区诸蛮摇摆不定，南诏王异牟寻对此深恶痛绝。弃吐蕃归唐后，异牟寻用兵上述区域，将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一带的施蛮、顺蛮，迁至蒙舍（在今巍山）、白崖（在今弥渡）等地；将今洱海北部的诸部迁至永昌一带，将河蛮迁至拓东地区。
《新唐书·南诏传》称南诏管控的范围：“东距爨（指今曲靖一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在今泰国北部），西南骠（在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指大渡河南岸），东北际黔巫。”可见南诏经营的重点在今滇西地区，其次是中南半岛的西北部。今滇西北、川西南因受战争蹂躏、人口被强迁而遭到严重破坏。在云南的东北部，南诏大致以今曲靖为界，曲靖以北的区域则被放弃。
南诏的都城是羊苴咩城（在今大理），以拓东城（又称善阐府，在今昆明）为别都。在所管控地区，南诏设十赕、八节度、二都督府等统治机构，以下设立一些州郡。十赕位于洱海及附近地区，为南诏的腹心地带，亦是人众富庶之地。六节度、二都督府是南诏在十赕以外地区所设的重要机构。位今滇中、滇东地区的机构有：弄栋节度（治今姚安），管辖弄栋周围地区；拓东节度（治拓东城），管辖善阐府（治今昆明）、晋宁州（治今晋宁）、河阳郡（治今澄江）、温富州（治今玉溪）、长城郡（治今蒿明）、石城郡（治今曲靖）、东川郡（治今会泽）；通海都督府（治今通海），管辖建水郡（治今建水）、目则城（在今蒙自）。今曲靖、会泽为南诏在东北部设治区域的边界。
因平定爨氏大姓反叛，以后又迁走大量的百姓，今滇中一带遭受较大的破坏。但总体来看，南诏对今滇中地区仍较重视。南诏崛起后，认为安宁为“诸爨要冲”之雄镇，有盐池之利，“城邑绵延，势连戎僰”，乃置安宁城监。天宝十二年（），阁罗凤至今滇中视察，“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天宝十四年（），阁罗凤命长子风迦异建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拓东路一带），“居二诏，佐镇抚”，以收“威慑步头，恩收曲、靖”之效。异牟寻攻破今滇西北、川西南诸部，将河蛮迁至拓东城辖地，又将磨些蛮迁至“西爨故地”，掳获弄栋蛮与汉裳蛮，“以实云南东北”。据《蛮书·云南城镇》：南诏还从永昌郡迁望苴子、望蛮千余户至拓东城，“分隶城傍，以静道路”。上述的移民活动，均寓充实、开发今滇中地带之意。
风迦异受命镇守拓东城。其孙寻阁劝亦留连其地，写诗《善阐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诗中的“震旦”“元昶”等语，为以汉字记白语（即白文）。该诗流露对洱海故乡（以藤越代之）的思念，提到今滇中至今流行的星回节（火把节）。
南诏后期，拓东城是南诏谋取或联络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前哨，南诏王不时亲履其地。大中十二年（），南诏的拓东节度使诱降唐安南都护府的*官，乃率其众降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自咸通初起，南诏两次攻陷安南、邕州（治今南宁），一入黔中（今重庆彭水）。其间唐朝与南诏多次交往。上述用兵与双方间使臣的往来，都经由今昆明乃至曲靖。使臣由唐地至南诏，多由岭南西道（治邕州，今南宁）赴拓东城。乾符六年（），邕州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往窥南诏。徐云虔在善阐府见到南诏王隆舜，留17日乃还。
今昆明、曲靖较受南诏重视，还因其具有交通枢纽的作用。唐人称清溪关道为云南入蜀之南路，石门关道是入蜀的北路。南诏忽视今滇东北，石门关道随之衰落。贞元十年（），袁滋一行赴南诏册封，因清溪关道被吐蕃所阻，不得已择行石门关道。沿途见林木蔽日，“昼夜不分”。所见诸蛮不知拜跪礼节，“三译四译乃通”。因南诏多次侵扰成都，唐*严守大渡河北岸，清溪关道亦逐渐阻塞。南诏弃吐蕃归唐，连通西洱河通天竺道与交州道的谋划终成事实。唐朝宰相贾耽称这条道路为“安南通天竺道”，为唐朝“入四夷七要道”之一。史籍详载“安南通天竺道”经过的路段，包括每日里程与宿营地点，可想见道路行经之繁忙。行旅自交州经水路至古涌步(在今云南河口)，经陆路经禄索州(在今屏边)、傥迟顿(在今蒙自)、南亭(在今建水)、通海、晋宁等地至拓东城，过安宁故城等地乃达阳苴咩城（在今大理）；往西可至今缅甸与印度。
宋代以前，内地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因受太平洋季风的限制，远洋商船自内地东部沿海启程，在逆行季风的情形下多在交州（治今越南河内）靠岸，人员及商品再经安南通天竺道转赴今印度等地。中南半岛至唐朝朝贡的使臣，返回间或行走此道。在这一时期，安南通天竺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合为一条国际交通线。在云南入蜀道路受阻的情形下，安南通天竺道及其交通枢纽拓东城，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显而易见。
南诏以后，今滇中与滇东地区的情形，在不同时期又有明显的改变，详情另行文述。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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