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凌飞，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段然，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在全球流动的世界里，身份认同成为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在中老边界老挝磨丁村这一“阈限空间”中，个体的利害权衡、价值判断、情感体验与社会文化、国家*策、全球流动等要素相交织，在其身份建构中体现出文化性、*治性、经济性的多重、多层次属性，并使个体的主体性得以不断彰显。同时，成功的国家*策、良好的国际关系、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也要通过边民个体的命运而得以展现。透过一位老挝磨丁村民的个人生活史，我们得以探寻宏观*治经济过程中个体与国家之间交互映射的关系，并对国家的边界策略进行反思，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具有一定的意义。
边界；身份；个人生活史；主体性；磨丁
一、引论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Identities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这些identities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变化，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相冲突。”也就是说，社会过程建构了身份的多重、多层次属性。反之，身份的转换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特定的社会过程，具体而言则表现为个体的情感认同、价值判断、行动策略等方面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此外，“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过程影响到哪种身份更加突出、哪种身份维持从属地位以及不同的身份如何频繁发挥作用”，在当代世界，全球流动无疑正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过程，而边界正是这一社会过程得以集中展演的重要场域。
边界被视为*治、社会、文化和自然方面的中断和差异，在不同语境中常与“国境”、“边疆”、“边缘”等术语密切相关，究其本质，边界实际上是人们在认识其生存环境和进行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分类手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空间，边界是“一个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地区，一个双方可以相互接触的地区，一个群体间的断裂有所弥合的地区”，而边界的这种“中间性”和“媒介性”又需要通过行动者的具体实践方能得以展现。长期生活于边界两侧的居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通常被称为“边民”，他们对自身地缘环境及生活方式的认同甚至形成了一种所谓“边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地缘论”或“中心论”色彩。相对于此，刘志伟更强调这些“边缘人群”的能动及其行动策略的重要意义：“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