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文学》年第2期美文
我从双柏走过
李长平
一
在双柏，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地的呼吸，甚至一片小小的树叶，都会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四季。神性的启迪，无处不在。长期在此居栖，每个人都会成为自由自在而又内在自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主。她不仅把我引向深远的空间，而且在现实的时间里，很好地修复了回到远古的通道。
哀牢山的深邃，直使人感觉如庄子笔下的朝菌蟪蛄，如果不与这里的自然山水、花石草木和笙锣鼓舞、人文弦韵相融合，就会不知晦朔、无谓春秋。
我愿意成为祝勇所说的洞窟里描绘壁画的那个画师。在洞窟里，画师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蜡烛，在所有人的注视之外，摸索着，默默无语地画下每一笔。不知多少年过去，他开门走下台阶，走出洞窟，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间。朝拜的人蜂拥而入，惊艳于壁画的精湛与美丽，却对画师一无所知。这个画师，他带着圆满和谦逊，在这世上从无所失。他微笑着，沉静着。创造的快乐和绘制的虔诚，让他的内心在很长时间里充满了祥和。
二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自然不能免俗。初到双柏工作，找了一堆县志、年鉴、其他文史资料，下乡回来就一头扎进故纸堆。说起双柏，人们自然想到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包括老虎笙、大锣笙、小豹子笙的“三笙”文化和独一无二的虎文化。看完《康熙南安州志》、《乾隆鄂嘉志书草本》、《乾隆鄂嘉志》、《民国摩刍县地志》，许多问题，仍然一头雾水。双柏的历史沿革，“自楚庄蹻定滇，历汉、唐、宋、元、明，虽叛服无常，而已入版图。”这连标点符号在内不满30字的粗糙表述，放在云南任何县的县志里，大概都不会有错。接下来的“南安于唐时为黑爨蛮所居地。自宋以玉斧画大渡河，弃滇为外城，遂为高氏所居。及元初丙辰年（年）置摩刍千户所，属威楚万户府。至元十二年，始改立南安州，领广通县。至有明，改广通隶楚雄府，州仍旧。”翻完简陋的文字，竟不知州（府）治之所在，辖区版图和人口也囫囵迷离，特别是民间风俗，似有意一笔带过。人稀地阔、税捐繁重，百姓度日艰难和极富反抗精神是我读双柏史志的首要感受。历史的承接有意被缺佚，留下诸多遗憾。
《南安州志》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编纂者为南安知州张伦至。据张伦至《序》中所说，“在此之前，南安无志乘，经搜求而得录本数叶，装潢裭裂，漫无头绪。”通篇志书中，多处出现土地硗瘠、僻壤、广燠失宜、彝多汉少、野贼、缠头跣足、俱被羊皮、信邪*好巫祝等字词。封建士大夫特别是府县官员好把自己称为父母官，但在几部志书中，实在看不出张知州对辖区黎民的善治和情谊。
我初到鄂嘉，就在镇文化站听刘银昌老站长说，首任州判罗仰锜是个好官，至今老百姓依然还在念叨着他，随口念了首据说是罗仰锜留下的顺口溜：“好个鄂嘉州，西水向东流，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有点无奈，有点不甘，从后人口中说出，有点怀想。
我知道，《乾隆鄂嘉志书草本》就是罗仰锜纂修的。他在鄂嘉负责和任州判前后长达13年。在他修志35年后，也就是乾隆辛丑年（公元年），新任鄂嘉州判王聿修重起炉灶，另修了《乾隆鄂嘉志》。他在名宦一档中写道：“罗仰锜，雍正十年，初设分防州判，公首任事。创建城垣、衙署、坛庙及治南凤翅桥，并设在城东、麻得田、篾架、昔塔五处义学，各置租谷以为延师之资。在鄂甚久，人皆德之。”所谓*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可以看出，罗仰锜这位贡生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被保举发滇试用，千里迢迢来到哀牢山麓，从民生、祭祀、礼仪到兴学，办了许多实事和好事。
我特别留意到，罗仰锜在纂修鄂嘉志书草本序里对鄂嘉对自己工作的评判。他刚到任之时，正值“野贼”围攻界牌，他向上汇报，派来*队，“野贼”作鸟兽散。他想，之所以“野”贼横肆，是因为州府一无所恃。于是与当地矜士父老商酌，择地建造城署，复其额兵，兴立街市，广积仓贮，同时革除苛虐陋规，劝民农桑，对鳏寡孤独、疲癃残困，详给养赡。旋即开办义学，一切鼠牙雀角，只凭情理法断。他夙兴夜寐，百废俱兴，士气民风渐登上理，善*嘉猷绪引日新。序中他感慨：身体已衰病，这方土地人民和行过*事，寄交新任之后，乞以休隐。再回鄂嘉之后，他在任上又干了3年多，积劳成疾，颓然辞别。
从中可以看出，双柏的历史身世，扑朔茫罔。而鄂嘉，因为有2部志书，反倒脉络清晰，让人侧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双柏县委*府编纂新县志，因为缺少史料，历史沿革从汉武帝元封二年直接跨到宋朝，其间年的历史盲区，湮盖了多少昔日的光华和尘封的故事啊！我曾想重启县志的续修，但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人文方面的准备也有欠缺，希望后来人能居上玉成。
三
我在写《川街记》的时候，也是利用了一个假期。原我以为准备充分，可是写到一半就搁笔了。翻遍《史记》、《禄丰县志》、《楚雄府志》、《双柏县志》、《云南郡县两千年》都没有找到家乡的前世，后来找了一本《易门县志》，才算有了眉目，好不容易才把文章写完。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双柏县作为滇中乃至西南地区山川秀美，立体气候明显，物产丰富，资源富聚，民族文化繁荣，文明程度较高，综合发展较好的彝、傣、哈尼等土著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城，战国后期至公元前年属古滇国。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年）在现滇池边的晋宁一带建置益州郡设置双柏县开始，双柏的当地民族文化就在与中原文化媾合、交融中，不断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向前发展。当时双柏县的辖区包括现双柏县、易门县、峨山县、新平县大部和禄丰县、楚雄市一部分。东汉开始后的近百年里，双柏县还附属于哀牢国。蜀汉两晋南北朝时期，双柏县荡出史志视野。唐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下设览州，方国瑜认为览州包括今之楚雄市和双柏县。南诏时期，弄栋节度下设的曲驿包括了双柏的一部分（礼杜江流域，元江上游）。大理国时期，《楚雄州志》：“宋大理国时，摩刍蛮部归属威楚高氏，属威楚府”，可以看出，在当时，双柏的摩刍部和威楚的*部是相等平行而并列的*区。元初，威楚万户府下设有摩刍千户，至元十二年（公元年），摩刍改设南安州，并领广通县，鄂嘉千户改置鄂嘉州。明朝，南安州辖属楚雄府。有清一代虽有微变，大致同明。民国二年（公元年），改南安州为摩刍县。年复改称双柏县。双柏县、摩刍千户（部）治所在板荡的历史大潮中多次变迁。南安州、摩刍县和年后的双柏治所在地，元、明、清、民国都在现楚雄市的云龙。
《汉书：司马迁传》上说：“古人皆言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遵循了史传最基本的原则——真实。在他身上，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在《史记》中，很难找到双柏县的蛛丝马迹。
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少数民族为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少数民族文化持轻视态度，“夷”、“尼”史记上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称。相反，他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应该相互尊重。他扬弃儒家尊王攘夷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叙述异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一视同仁。《史记》不仅宣扬各民族皆*帝子孙，还说夏氏之苗裔变匈奴，周之祖先变西戎。
穆涛的《先前的风气》是一部份量很足、很有嚼头的散文（随笔），在讲到由史官而史馆的问题时，有一段精彩的文字：“唐朝之前，国史由一人写，叫史官。史官类似爵位，是世袭……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是李世民终结的。国家的历史由一位史官写改为集体创作，设立史馆。史馆的行*级别很高，由领朝大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皇帝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唐之后只提‘以史鉴今’，功能由制约改为服务。”我想，我们的地方志要真正成为辅治致用、镜鉴迪发、方师有体的为人争相传阅的好志书，需要和值得花一番真功夫来做。
四
一个历代以彝族聚居为主的县域，同时产生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叙事长诗《赛玻嫫》、彝族戏剧《阿左分家》和彝族医药书《齐苏书》，是不多见的，是不同凡响的。后人景仰她，传承保护她，守正创新她都是应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灾害，各民族紧紧抱团，谁也离不开谁，才创造了延续五千多年不断的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查姆》史诗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