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不愿意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0多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包学费、包分配，上学时还有粮油供应和货币补助，他们中不少人出身贫寒，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0%的背景下，早早转成城镇户口，等待他们的是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孙文桢（右）珍藏的上中专时候的老照片。受访者供图3年后，当年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他们则回到小城市或者农村，走上不同的基层工作岗位，成为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财*所职工……等到中专教育不再“包分配”之后，这一学制瞬间急剧贬值。最初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渐渐被人遗忘，失去了往昔荣光。眼看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自己手中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他们并不甘心。时代沉浮中等专业教育学制源自苏联，以行业办学为主，总共3年的学时“短平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急缺时培养了大批拥有专业技能的“栋梁之才”。当时，中专选拔严格，通过者也大多智力拔群，学业优异，“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是当时的普遍认知。
湖北省*石财贸学校毕业生合影。东楚网图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中专开始受到巨大影响。一方面，毕业生不再享有“包分配”、“铁饭碗”的待遇；另一方面，中专自身的严重扩招，也使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变成了学生考不上高中的“无奈选择”。面对手中急剧贬值的“学历”，不少已经工作的中专生毅然选择了重新自考升学的道路，期待着可以再次“鲤鱼跳龙门”。“这过程的艰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尽管智商普遍不低、学习能力不差，但在周围人进入结婚、生子的同一时期，部分中专生选择了孤灯苦读，过上了“下班就学习”的日子。后来，一些人成功了。他们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进入国家机关、著名高校，人生轨迹也从此改变。但是比起同龄人，面对变成弯路的数年往日时光，他们对未来更有奋斗的执着和渴望。“我们是一直在跑的人。”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奋进是一辈子的事。”
曾经的湖北省*石市财贸学校。东楚网图家庭选择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那一年已经是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国家正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急剧扩招。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少数几类中专，比如师范，当时还有包分配的可能，可以不考虑找工作的事。”他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都在上学，选择中专是无奈之举。“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缺乏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数量过少，中专*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学制源自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学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策制定了转户口、包分配等优厚待遇。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5、6岁的年纪，孙文桢和同学多因家庭安排懵懂选了中专，但他们进校学习时仍“满怀热情和热血”。
桃源师范学校女生上学时的合影。周碧华供图素质教育“蒲城师范是什么？是《童年》、《橄榄树》、《*港之夜》和《外婆的澎湖湾》，是总披件蓝色旧棉袄的安登武老师在立体几何课堂上的挥洒自如，是上语基课时总爱诵读《陌上桑》前四句的屈顺农老师，是那个听说毕业于北师大但却只给我们教过几个礼拜世界历史课的洋气小伙子。”孙文桢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澎湃新闻采访到的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学习的时光。“师资配备是全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跟高中不太一样。”在六安师范学校学习，以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应试压力并不大。
安徽六安师范学校老校门。“师范教育综合性很强，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都会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张涛甫说。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
桃源师范学校同学们在江边游玩。周碧华供图“没有干扰，并不是不学习了。”张涛甫表示，不少中专生在中考时成绩优异，得益于在初中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他们将这种早已养成的学习习惯带入中专，自然而然地在学业上表现勤奋。“也经常是在暗地做题，你做不出来，我做得出来，互相竞争。”周碧华曾在年担任中专讲师，那时候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桃源师范由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于92年定址创办，在国内中师教育界颇具名气，著名作家丁玲就毕业于此。“我来到桃师后，凝视那古老的白楼和残存的风雨廊道，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也有一种任教于名校的骄傲感，便暗暗下定决心，立志当一名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周碧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想起那时与2岁的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学生们，周碧华颇为感慨。“他们是常德和今张家界市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同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默、郁闷、茫然、朴实。”桃师管理严格，新生一下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为了解开学生们的心结，周碧华借来录音机，自学歌曲，再教给学生。“教他们唱《小草之歌》暗示当小学教师是要奉献一生的；教他们唱《故乡的云》是暗示他们终究要回到乡村去；带他们到沅水中的双洲上野炊、陪他们打球晨跑、让同学们轮流当班干部……”中师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育，如音乐课的识谱弹琴、语文课的三笔字书写、体育课的各类竞赛、美术课的素描与色彩等。处在可塑性强的年纪，学生们除了专业所学，还掌握了绘画、跳舞、朗诵。渐渐地，学生们对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有了荣誉感。3年的时间里，周碧华见证了学生们有过苦闷、快乐、颓丧和拼搏。“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桃源师范中专运动会比赛场景。周碧华供图自学成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失落！要是我也参加高考，会是什么样的？”一位中专生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才8岁，看着有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初中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但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失去动力的他开始消沉，每天下班之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打牌”。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
安庆卫生学校校徽。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那时候每月工资50块钱，我一年都花块钱订各类杂志报刊，《考试报》、《半月谈》，什么都看。”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开始搜集各种自学考试的信息。首先是参加自学考试大专，“那时候只开设了中医学，一年两次考试，每次考4门，但有两门是重复上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很低，一共考过2门才算合格。”钱海燕从上学开始成绩一直很好，对医学专业一度不感兴趣的他在中专3年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医自考大专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过”，但拿到大专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我又开始准备专升本，那时候没有什么别人的太多经验可以借鉴，都是自己摸索。”年9月开始准备，到年5月考试，他需要从头学起的内容不少。“最头疼的就是高数。我是高数零基础，尤其是微积分，很头大。英语倒不成问题，我的英语成绩很好。”钱海燕知道自己的一个同学在当老师，数学成绩不错，他就每天从卫生院下班之后，晚上去同学家让对方给自己辅导，高等数学没基础，就先从高中数学学起。“印象最清楚的是把公式做成卡片，贴在台灯上，每天开灯都会看到，很快就记熟了。”最后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20分，满分50分，“已经很不错了。”他随后以第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以考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安徽宣城师范学校的中专生们。图片来自网络另类人生年像是钱海燕的分界点。20岁，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快4年，因为表现突出被拟提拔为副院长，如果他选择留下，之后的晋升可能会一路顺遂。但是从这一年开始，2年制自考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医院工作时28岁，虽然与同龄医学博士的年龄相当，但是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与他相似，张涛甫的命运也是从年考研进入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转变。在此之前，他在乡村中学教书，有限的资源里完全凭照兴趣，尽一切可能广泛阅读。他自嘲在此期间一个人完成了“另类的大学教育”。除了“不甘心命运如此”的，还有一些中专毕业生则是被迫“追求进步”。刘力现在医院CT室副主任医师。医院面临改制，中专学历的医生工资、股票都要比本科、大专少很多，他开始自学本科，再考研，他说自己“只能上学深造，靠读书改变命运”。在忙碌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并有所成绩，不少已经成功的中专生回首往事，都给出了“要耐得住寂寞”的评价。杨昊在考研的时候还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正是适婚年纪，不少人都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说媒。有的人笑话他“读什么书啊”，家人也向他施加压力。“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地适应，慢慢地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也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杨昊每天晚上就一门心思把自己关起来，挑灯夜战，“跟高考很像”。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当年中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高考时都去了北大。”仍有大批中专生则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一批优秀青年成了小学教师，可以说，不少80后、90后的孩子从起步便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功底扎实。”周碧华这样评价。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在学成之后被分配到基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重回母校时，一位叫杨冬云的毕业生给周碧华留言，周碧华看后忍不住落泪。“周老师，我还在当时分配的那所乡村小学，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没有给您丢脸。”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寻求突围一代中专生更希望得到后来者的理解。正如孙文桢所说，“一些同胞或者由于对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无知，竟然根据中专学校现在地位的低下，而想当然地认为初中专学校从来就地位低下。”对于这些想当然地认为中专学生从来就是差生的人，孙文桢开始还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但到了后来，我们便慢慢地不愿意再作任何解释，因为我们觉得乏味，觉得无聊，甚至觉得憋屈。”中专毕业生在寻求突围的同时，中专学校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大学扩招加之中专福利减少，大批生源的流失迫使不少中专寻求转型升级。升格大专，是其中一条路径。区别于本科，大学专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由高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高专（高等专科学校）承担。与中专不同，大专对于科研水平、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均要求较高。一方面，中专院校本身的科研水平不高，导致其所需的硬件设施以及相关资金普遍难以满足升格要求。另一方面，中专院校的课程设置相对固定，而大专的教学则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和职业实践的空间。尽管存在种种不适应之处，面对挑战和机遇，不少中专学校仍完成了这项改革。以安徽为例。据《江淮晨报》年报道，从年6月份开始，安徽省相继有多所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或改变校名，划新校址、建新大楼成为中专学校发展的一道新景象。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在原省体育活动学校、省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省体育科研所的基础上成立，其有关负责人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即表示，学院今后要在三个方面迎接挑战。“一是努力提高教育、科研的层次，二是教学设备的更新，三是建立一套开放的大学管理模式。”周碧华、孙文桢等人至今仍在为中专生“正名”而呼走。周碧华在文章中写下感叹，“没有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就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又怎有人才辈出？没有人才，祖国又怎能腾飞？”（注：文中杨昊为化名）
旧游无处不堪寻。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
——宋人词录
一、记忆总在那里
对农村学校，我是很有些记忆的。这不单因为我是农民子弟，在农村的学校上过学，还因为我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在农村的学校教过学。
一九六六年冬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到贤公社庄镇大队槐园生产队（即现今的到贤镇庄镇村槐园堡子），父母都是农民。庄镇这地方，自我童年记事时起直至今日一直都是农村。不过，正如其名称所昭示的那样，在历史上，它的确曾经是个集镇，不但贸易兴盛，而且文化发达，明朝洪武年间即跻身于“富平八镇”之列。其时的庄镇，门铺林立，商贾云集，车马驼队来往出入，川流不息。后来，由于战争、匪乱、天灾等缘故，这地方遂日渐衰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庄镇已经非常萧条，并于这萧条中最终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最普通的农村。到我五六岁的时候，那热闹的集镇是早已成了遥远的历史，而旧时陈迹，所剩亦寥寥无几，除了一个药铺之外，就是戏楼和庄镇学校了。
一九七四年春季，我满七周岁时，正式开始上学，在我们庄镇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在这之前，我读过三四个月的学前班，这学前班就设在我们庄镇学校西边那个戏楼的戏台子上。我们庄镇学校当时是个七年制学校，读完七年级即初二后，一九八一年八月底，我转学到了我县重点高中美原中学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在这个重点初中班读了一年初三后，一九八二年六月参加中考，九月上了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至此，我在农村学校的学生生涯即告结束。
一九八五年七月蒲师毕业后，我曾在我们到贤乡纪贤村的纪贤小学教过一年。纪贤村在我家南边六七里处，位于我们到贤乡东南端，当时属于荒僻之地，不但是两乡交界处，南邻我们富平县的施家乡，而且是两县交界处，出了我所任教的纪贤小学的大门往东再走七八百米，就进入蒲城县境了。
今夜，身处这中南大都市武汉，室外是难耐的酷热，室内是舒适的空调。端了水杯，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绚丽璀璨的万家灯火，听见不远处雄楚大道高架桥上车辆穿梭驶过时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轰鸣声，这就想起了陕西富平老家，想起了三四十年前在农村学校的那些岁月，而一幕幕昔日的情景则如电影般在眼前在脑际缓缓流过。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
记忆，不会消失；记忆，它总在那里。
二、红小班
在正式上小学之前的一九七三年上半年里，我读过三四个月的学前班。这学前班，当时人们称为“红小班”。
“红小班”这名称现在听起来很是特别，但在当时却属平常，老师、同学和村民都这样叫，我本人当时亦从未对这名称发生过兴趣和思考。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末期时，幼儿园开始在各乡镇逐渐出现，我的女儿亦已经在我们富平县美原镇街道东街任冬玲女士刚创办不久的“萌芽幼儿园”里上了小班，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当年读过的那三四个月的“红小班”，就是一种学前班，就是一种幼儿园。至于这“红小”二字，想来应该就是“红小兵”的意思吧？一九七三年那个时候，中学生里依然有红卫兵。他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我们年龄小，应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小兵了！
红小班是我们庄镇大队举办的，设在我们庄镇学校西边那个戏楼的戏台子上。戏楼北边二三百米处是大队部，它们中间是一片空地。这空地，就是我们红小班下课后同学们玩耍的地方，亦是我们的操场。记忆中，我们在这空地上做过游戏，坐着唱过歌，还曾转着圈地走路和跑步。
戏楼是旧时的建筑。它的戏台子高出地面很多，台子上的四个圆柱亦很是粗壮。戏楼顶部的四角各自向上翘起，若飞鸟展翅，建筑学上称之为“飞檐”。
我们的红小班没有教室，戏楼就是我们的教室；没有椅子，每次上学时我们就各自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来坐在戏台子上听老师讲课。桌子是一直都不曾有过的。老师讲课时亦是没有固定的黑板，而是自己提了一块木制小黑板，在那上面写字。这块小黑板，我们上学时老师提来，我们放学时老师就提走了。
每次上学，除了背着书包和拿着小板凳外，每个人还会提着一瓶子水，为的是在课间休息时喝。这些瓶子形状各异，有葡萄糖瓶子，有长颈瓶子，有罐头瓶子，还有的同学竟然把家里装醋的老瓶子亦提了来。那老瓶子足有一尺半高，很粗，直径现在想起来足有十五公分。这些瓶子的颈部，都有个绳子或布条套着，便于提携。瓶子里的水中，放了甜甘草、薄荷片、糖精、白砂糖等等，为的是给那本来无味的水增添些让孩童感到快乐的味道。当然，亦有瓶子里什么都没放，只是装了寡淡无味的白开水的。
在这众多装着水的瓶子中，有两个瓶子很特别。一个瓶子的水里，泡着竹叶。浅绿色的水中，竹叶飘着动着，那样子如画般煞是好看，让我一直记到今日。另一个瓶子很小，其主人来自*，他外婆家在我们庄镇大队的集西小队，他也就在我们这红小班上学了。有一回，这位同学把他瓶子里的水给我喝。一口下去，只觉得鼻子里有些呛，又感到有一股强气流沿着鼻梁向上直冲脑门，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在张嘴闭眼仰头右手乱挥而准备迎接喷嚏的难受中，我急忙问他瓶子里装的那是啥东西。只听得这位来自*的同学哈哈大笑，告诉我说这是汽水。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汽水”，并亲身感受到了它的厉害。
我们上课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和识数，亦有简单的加法。另外，在这红小班里，我们还学过两首歌，一首是《东方红》，另一首是《我是公社小社员》。
我们红小班的老师有过两位，都是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的姑娘，一位叫张来民，另一位叫张丽霞。张来民老师只教过我们很短的时间，记得见过两三次面后就再没有见过。张丽霞老师是个高个子，背有点驼，性格开朗，爱跟学生开玩笑。有一回，放学了，我们下了戏台子后面出口处的台阶，准备四散各回各家时，她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说：“孙*立，你这后靠咋这大的些？我都想把这给削哈一豁子！咋样？”说完这话，也不管我的反应，她就将右手掌伸开至笔直而作刀状，并缓缓抬起胳膊使手掌高过我的头，然后只听得她嘴里很夸张地喊了声“咔嚓！”，那右手掌几乎同时就在我头上的空中忽地砍了下来，而手掌的侧棱则刚好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孙*立”是我在读初三之前一直使用的名字。在那个六七岁的年纪，又适逢那样特殊的年代，我当时根本无法意会到张老师她这是在和我开玩笑，更无法意会到这玩笑当中其实还含有一种成人对孩童喜爱的意味。当时，听了张老师的话，我只是感到非常害怕，以致于在此后直至红小班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担心真的有那么一天，高个子的张丽霞老师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拿一把刀把我的后脑勺给削了去。
三、庄镇七年制学校
红小班所在的戏楼的东边就是我们庄镇学校，它们中间隔了一道长长的土墙，土墙那边自南向北依次是戏楼、空地和大队部，土墙这边就是庄镇学校了。一九七四年春季，我开始在庄镇学校读小学一年级。
庄镇学校的前身是庄镇完小。庄镇完小是我们到贤地区最早的完全小学，于一九四二年由我们庄镇士绅杨汝振先生创办。杨汝振先生就是我们槐园堡子人。上世纪初叶，我们这个当时户不足卅、人仅百余的槐园堡子，出了两位名震三秦的人物，一位是陕西靖国*杰出将领、陆*中将张义安将*，另一位是被国民*元老邵力子先生称颂为“当世人才”、“伏处奇士”的杨健斋先生。庄镇学校的创办人杨汝振先生，即为杨健斋先生的后人。
一九四九年后，王林民、吕国栋两位先生曾先后在我们庄镇学校任过校长。一九六九年，在当时“上初中不出大队”的形势下，庄镇完小附设了初中班，校名亦相应地改为“庄镇七年制学校”。自一九七四年春季起，直至一九八一年七月，我的小学五年半和初中前两年的时光，即在这里度过。那时的小学，学制本是五年，但在我们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读完五年级时，国家为了将春季生转为秋季生，就将我们的小学学习时间延长了半年。这样调整之后，本来的一九七九年春季开始上初中，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始上初中了。
学校的门朝南开，两扇红色大门上方写着“庄镇七年制学校”七个大字。进了校门，左右两边各有几间房子，那是教师们的办公室。如果不打算去左右两边，而沿着面前南北走向的拱形砖砌小道一直前行百米左右，就到学校的会议室了。会议室是民国时的建筑，其顶部式样，在建筑学上叫做“重檐庑殿顶”。这会议室，不但是教师们开会的地方，而且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寝室。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祁文俊和盖志学两位校长当年在会议室前的拱形砖砌小道上走路的样子。高个子大背头直鼻梁的祁文俊校长走路时，左腕上的手表会随着手臂的摆动而在阳光下闪耀。有一回吃过早饭到了学校时，我看见他站在那条拱形砖砌小道上，左手拿着手表，右手给手表上了几下发条后，又把手表戴回了左腕。
盖校长是我们到贤公社盖村大队人，而祁校长，好几回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都看见他骑了自行车向北驶去。听大人说，他的家在北边薛镇公社一个叫“詹李”的地方。
因为是七年制学校，而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又多，每家每户有三四个孩子的情况相当普遍，所以，我们学校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记忆中，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在五十名左右。放学时，三四百名学生首先在学校会议室前那拱形砖砌小道两边的场地上集合并排好队，然后唱着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整齐而有序地走出校门。
学校的教室记得大概共有八九个。二年级时，我们在位于学校东北角的那个教室上课。教室窗上没有玻璃，而是糊着白纸。刚糊上去时，自然是好看，感觉教室里亦亮堂了许多，但深秋的风一吹，白纸就裂开，甚至被吹落。冬天的北风，很是强劲。坐在教室里写字时，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窗上被吹裂的白纸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而发出单调的音乐。
那些年西北农村的冬天，远比现在冷。当时，我的右手小拇指关节处每到冬天就长冻疮，先是肿痒，继而裂开，最后溃烂。写字时，小拇指因为要弯曲，冻疮里的肉就翻了出来。我们的教室里最初并无木制桌椅，而是用青石板当课桌，凳子则用砖砌成。冬天里，坐在这种凳子上，屁股感觉很是冰冷；趴在这种课桌上写字，只觉得冰冷直刺到胳膊的骨头里。这种桌凳我们使用了一年后，就被升级改造成了纸浆桌凳。所谓“纸浆桌凳”，就是在这种桌凳的表面，加了一层大约两公分厚的纸浆。按设计者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冬天在教室里上课时，就不会感觉太冷了。
大概是在六年级即初一时，教室里有了电灯，前后各一个大灯泡。第一次看到教室里亮起电灯时，我们真是兴奋激动得不得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同学们那一张张好奇而欢乐的笑脸。在电灯之前，我们早自习时用的是煤油灯。煤油灯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制作很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里装些煤油，一块铁片上钻个小孔，再找点棉花或布条做成灯芯穿过铁片上的小孔就行了。冬天清晨五点二十分，我准时起床，匆匆抹把脸，就背了书包上学去。邻居家的草房房檐上，垂着一尺长的冰溜子。那个时分的农村万籁俱寂，月亮尚挂在西边的天空，而向大地洒下清冷的光。缩头缩脑地在寒冷中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教室。取了自己的煤油灯点亮，即开始早读。教室里，煤油灯一盏盏地亮着，农村孩子的读书声琅琅入耳，而那弥漫于周遭的浓烈的煤油味，则阵阵扑鼻。几十分钟的早读结束后，出了教室准备列队出操时，在熹微的晨光中，我发现有的同学的鼻孔被煤油灯熏成了黑色。
我们那时的课程都按国家规定开设。小学阶段，除了语文和数学（算术）外，还有体音美课程，后来考入初中，到了六年级，就没了体音美，而多了*治、英语、生物、史地和生理卫生，七年级时又多了物理。我们的体育课相当简单，就是走走队形、做做体操和打乒乓球。印象中，篮球和足球从来没有碰过。教我们音乐课的是王恒文老师，他是我们庄镇大队渭北小队人。音乐课的内容就是学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红星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王老师教我们的。我们唱歌时，他就拉手风琴给我们伴奏。
我们小学时的美术课是陈万录老师教的。陈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时，先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个茶缸，然后就让我们照着画。黑板上的茶缸甚是逼真，我亦用心画了，但始终画得不像。陈老师是我们庄镇大队集东小队人，六十年代中后期高中毕业，属于共和国历史上那著名的“老三届”群体。他多才多艺，爱好书法、绘画和医学，特长中文。我们小学五年级和初中时的语文课就是陈老师教的。那些本来抽象难懂的中文语法问题，尤其是句子成分的划分和各种助词的用法，经过陈老师形象生动的讲解，立刻就变得简单容易了！
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数学教材上出现了表达“输入”和“输出”观念的椭圆图示。当时，张*战老师（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人）教我们数学。指着那两个用箭头连起来的竖立着的椭圆，张老师说这“输入”和“输出”就是计算机的基本思想。在一九七九年那个时候，“计算机”这三个字给人们的感觉是非常遥远、非常神秘！当时，我虽然不知道这计算机到底是什么机器，但从张老师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中，我猜测这机器一定很了不起。听了张老师的话，我感到数学竟然如此有用，竟然都能跟计算机联系上，看来非得努力把它学好不可！
我们那时的*治课教材名为《社会发展简史》，书中左手这边一页上，有幅《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插图，黑白的。这插图，当时可真是让我浮想联翩而激动不已，恨不得自己亦加入到那攻占的行列中去。比之*治课的单调和说教，生物课就很是有趣，不过因为它不属中考科目，当时就没用心学，只囫囵吞枣般记得“界门纲目科属种”和“动物植物微生物”这样的说法。现在想起来，生物教材的那封面实在是自然清新而意境悠远：主体部分是青青的草地，草地中间稍微偏右上处印了“生物”两个大字，大字下面，是拼音“SHENGWU”和“全一册”字样；封面左上角有一只老鹰正在空中展翅低头，似乎要抓取地面上的猎物，右上角是鲜红的太阳在熠熠闪光，而左下角最是引人，那里，有只小白兔在静静地吃草。
那个年代，英语教师非常缺乏。我在庄镇学校时的英语老师有过两位。先是我们槐园堡子的闫润老师给我们教了一学期，后来的三个学期就一直是王麦玲老师给我们教。王麦玲老师的家在我们庄镇大队西边的东仁大队。她的英语课教得很好，知识水平让人佩服，对待教学认真负责。记忆中，大清早，她骑着自行车来庄镇学校给我们上完一节英语课后，就匆忙骑车离开了。听说，她这是又要到其他学校去给学生上英语课。
当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中学英语教学节目，每天播放三次，早六点、晚十一点和中午各一次。借助于家里的有线广播，我曾经跟着这节目的晚上那次学过一阵子。单词revolution和句子That’sallfortoday就是那时跟着这节目学的。
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图书室，就设在学校的东南角。在这里，我借阅过十几本书，其中至今印象最深的书目有《松花村来的小姑娘》、《战斗的青春》、《连心锁》和《野火春风斗古城》。
四、庄镇七年制学校再忆
我在庄镇学校上学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那几年。“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主席逝世、唐山大地震、“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一系列历史性大事件，都在不断地冲击着并且虽然逐渐但却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王雪萍老师。王老师不是我们庄镇本地人，而是我们邻村东仁大队的姑娘。她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黑而大的眼，圆圆的脸，总是笑笑的，非常漂亮。记忆中，王老师每天的衣服都不一样，并且都很好看。因为这个缘故，周围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三换衣”，嘲讽她衣服换得太勤（现在想来，这绰号里面其实有着强烈的羡慕嫉妒成分，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女性）。我上了二年级后，就再没见过她。后来听说她结婚了，嫁到我们庄镇西北方向二十几里外一个叫“果坊”的地方去了。
漂亮不是过错，爱美更显情趣，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得了那样的嘲讽，真是不能不令人唏嘘复叹息、叹息复唏嘘！
王雪萍老师的办公室在学校会议室后面那排教室的东端，办公室里的北墙上，贴了一幅关于方志敏烈士的宣传画：方志敏烈士身着大衣站在汽车引擎盖上，严肃威武，气宇轩昂，车下周围的群众都在关切地望着他，而车头附近，有几个国民*士兵端着步枪，缩头缩脑，惊恐万状地看着方志敏烈士。那画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做《大义凛然》。
《大义凛然》这画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很有时代特色。那些年，我们学校外墙上的标语口号和教室里墙上的文字宣传，亦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开门办学”、“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兴无灭资”之类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我们教室前面的墙上，两句毛主席语录非常醒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的操场上播放过很多革命电影，记忆中有《决裂》、《突破乌江》、《金沙江畔》、《渡江侦察记》和《火车司机的儿子》。这最后一个，记得是部朝鲜片子，说的好像是朝鲜少年跟美*斗争的故事。
当时的社会氛围，让人的行为变得怪异。我的小学同学中，就有人瞒着家长拿了自家的一只鸡蛋卖给学校西边的那个国营供销社，得到七分钱，然后用其中的六分钱买了十八个水果糖自己吃，而把余下的那一分钱交给老师，说是在来学校的路上捡的。于是，这位同学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说他这行为是“拾金不昧”，说他是活雷锋，号召我们向他学习。
既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当然就得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和行为。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发生了一起恋爱事件，很是轰动。事情很简单，七年级有位杨姓男生，因为爱慕本班江姓女生，就给这女生写了情书，而女生看到情书后，不知所措，吓得直哭，就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李老师。事情的处理结果是，杨姓男生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并在全校被通报批评。因为这事，学生们都嘲笑、讽刺、挖苦杨姓男生。
按当时的评判标准，杨姓男生的这行为属于思想品德有严重问题，即所谓“品德不好”。那个年代，每学年都评选“三好学生”，而所谓“三好”，就是“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三者当中，“德”居首位。要求“品德好”当然没错，但究竟什么才是“品德好”则值得深思。既不了解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又随意地公开学生的隐私，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而不自知，将写情书这种不但意味着青春的觉醒而且多多少少意味着生命的勇敢的行为与“品德不好”混为一谈，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学校里很是普遍。
我当年在整个小学阶段，尽管经常在考试中考得第一名，但除了在小学的前两年当过班长和“三好学生”之外，后来从三年级开始直至小学毕业都再也没有当过班干部和“三好学生”，原因就在于我得罪了某女教师H（以下将其称为“H女”）。有一回，这位H女在课堂上把一道数学题给我们讲错了，我当时发现她的错误后就立即说了出来。经我这么一说，同学们亦发现她的确讲错了，于是都开始笑话她。那时我还是八九岁的孩童，心里只想着知识的对和错，而不懂“面子”和“虚荣”之于国人的极端重要。这样，我就把这位H女得罪了，她为此而大发雷霆，还专门跑到我家里向我父母抱怨。那些年，我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贩卖了一点旱烟叶子，结果被定为“投机倒把”，并因此而上了批斗会，在众人面前被批斗。因为这事，我当时经常遭受同学的嘲笑、讽刺和挖苦。嘲笑、讽刺和挖苦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打架，而打架的结果就是被H女批评。听了我的陈述后，H女说别人骂我父亲固然不对，可是我跟别人打架那就更不对，并说我跟别人打架“这是错上加错！”。听了她这话，我自然是不服，心想这到底是谁的“错”跟谁的“错”在相加？为什么你不看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想着，我就顶撞了她。这一顶撞，就又把这位H女得罪了…………最终，“不尊敬老师，不团结同学”的帽子扣了下来！在那个年代，“不尊敬老师，不团结同学”的定性非常严重，属于“品德不好”，尤其是其中的“不团结同学”这一点，足以将一个学生全盘而彻底地否定一万次。自这事以后，直至整个小学阶段结束，由于该H女的蓄意操纵和报复压制，班干部和“三好学生”即与我彻底绝缘！我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尽管我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并经常考得第一名，但H女却还是再一次利用她手中的那点权力报复压制我！在H女教我们的那几年里，我异常郁闷，并因此而变得不合群。
因为这段经历，后来在蒲城师范学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品德和性格的区分，批判了将性格和品德混为一谈的错误恶劣做法。儿童时代的心理创伤对一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应该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至于H女，我不但从未恨过她，反而还同情过她。这H女，在我离开庄镇学校之后的某年，因为与学校里的某男性公办教师通奸，被其身为*人而远道归来的未婚夫狠揍了一顿。狠揍完毕之后，余怒未消的*人用左手採住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H女的衣领，如拖那啥般地拖着H女行进在庄镇学校前面那条土路上，间或亦会抡圆右臂，以右手的掌和背交替连续地狠抽H女一阵耳光并伴随着怒骂，而被拖行在土路上的H女，则于哭天喊地和腿脚乱蹬当中，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求饶辩解语无伦次，鼻涕眼泪交织流淌。当时，教师、学生、村民、路人等围观者甚众。因为在我们庄镇村乃至整个到贤地面甚至包括整个到贤在内的方圆几十里都已经坏了名声而变得让身心正常的年轻小伙子避之唯恐不及，H女后来不得不靠了别人介绍撮合而以大龄远嫁他乡某中年丧妻男。当村民们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这事时，我已经师范毕业并参加工作多年了。当时听了H女的这桩旧闻，想着她在众人围观之下被男人连续狠抽耳光的情景，我丝毫都高兴不起来，反倒是对她起了些许同情。
明人归有光在其千古名篇《项脊轩志》中说：“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我在庄镇学校上学期间的情况，即可以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作精准概括。一方面，我一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且在考试中经常考得第一名（在庄镇学校的七年半共十五个学期中，除二年级时的一个学期和六年级时的一个学期我得过第二名之外，其他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均为第一名），师生们都知道我，亦有多位老师很喜欢我，在庄镇学校那个小范围里，我成了“名人”，是为“多可喜”；另一方面，父亲的被批斗，同学的嘲笑、讽刺和挖苦，H女的报复和压制，让一个八九岁的农村孩童陷入了长期经年的郁闷和不合群当中，是为“多可悲”。“名人”而“郁闷和不合群”，让我成了“另类名人”！这，不能不说够“多可喜，亦多可悲”的了。
现在想来，除了考试经常考得第一名属于“可喜”之外，那些“可悲”之外的“可喜”尚有不少。冬天的早上，课间休息时间里，为了驱寒，我们玩“斗鸡”游戏，就是一只脚独立，另一只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用膝盖去撞击对方。无论输赢，最后我们都很快乐。有时下课后，我们会从书包里拿出馒头，蘸些事先已搅拌了食盐的干辣椒面，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美妙的口感和它带给人的快乐，时至今日，依然让我怀念。小学五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三毛”变“三好”》，整整写了十一页。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学校，学生们普遍害怕作文，普遍不会作文，普遍苦于作文时无话可说，而我竟然一篇作文写了三千多字，而且文通句顺，情节生动，这在当时可真是让老师吃惊而在全校都轰动了！为此，教我们语文的陈万录老师将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进行了宣读，并给了我热烈的表扬和热情的鼓励！盖志学校长听闻此事后，最初不太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一篇作文，而怀疑我是不是抄袭别人的。他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询问，并拿我作文中的成语现场考我。这些，都属于“多可喜”。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我刚刚小学毕业而考入六年级即初一。有天傍晚放学之前，新任班主任张*战老师（兼教我们数学，系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人）给我们全班五十四名学生讲话，号召我们努力学习。讲着讲着，张老师突然说：“你们都对孙*立同学意见大得很，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可是，我想问你们，你们谁能做到像他那么刻苦、勤奋？你们谁能像他那样学习好？谁能？”说完这些话后，张老师还左右转头而将全班同学扫视了两遍。
在庄镇学校的七年半时间里，我听过来自所有老师的无数的话，这些话当中自然很不乏让人欣喜快乐并倍受鼓舞的夸奖和赞美。不过，唯有张*战老师的这些话，让我感动至深，并记忆至今。这，应当属于“多可喜”中之“大喜”了！
在课堂学习之外，我开始了自学。当时，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共十七册，是专门给广大青年们备考大学用的。这套丛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非常适合自学，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一经上架，即立刻被抢购一空。其时情状，谓之“洛阳纸贵”，亦远远不够。听说了这套书后，尽管当时才正上六年级即初一，离考大学的时间还很早，但我还是忍不住而给远在青海西宁部队工作的我叔父写了封信，表示这套书在富平地面根本买不到，表示我非常想有这样一套书，并恳请他在西宁那边给我买一套。当时，我爷爷在我叔父处已经待了一段时间而准备回陕。我叔父给我把这套书买下后，就让我爷爷从西宁顺带捎了回来。我自学时使用的就是这套书。当时，这套书可真是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觉得天外有天，觉得这世界真是太大了！
因为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并且在考试中经常考得第一名，有时就难免出现得意样。那时只有十来岁，还没学会隐藏骄傲和自豪，而整个社会氛围对任何展示和张扬个性的行为都是坚决否定。为此，老师批评我“骄傲自满”。不过，我在感谢老师的善意和关切的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老师的批评只对了一半，因为我虽然的确有过“骄傲”的表现，但心中却从未“自满”。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高考已经恢复四年，我们庄镇大队的杨国寿（我们槐园堡子人）和刘秀梅（我班同学刘福喜他姐，频阳小队人）两位青年已经分别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农学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众人的无限羡慕，“考试改变命运”已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我亦认定只有努力学习方能改变命运。我的父亲，这位在当地遭受批斗、备尝欺侮的中国农民，亦因为我的专心向学和勤奋刻苦，而早已经开始期待着我能够通过考试而脱离农村了。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为了亲人期待的眼神，我不能自满。
五、转学到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庄镇七年制学校读完了七年级即初二。同年八月底，我转学到了我们富平县重点高中美原中学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读初三。
按照“七年制学校”的本义，其中的初中阶段，学制只有两年，即六年级和七年级。自一九七八年开始，初中全面恢复了“文革”前的三年制。我在庄镇七年制学校读完七年级后，根据当时的规定，接下来的八年级即初三应当去我们到贤公社的新合初中上。这新合初中在我家西北方向四五里处，并不远。不过，家里最终还是把我转到了我家北边十五里外的美原中学。在我转学这事上，我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镇街道的宝塔巷。母亲的学生时代就是在美原镇街道里的学校度过的，先是西寺初小，继之东完高小，最后于一九六二年在美原中学读完初中并毕业。那时的美原中学尚无高中班，而只有初中班，并且每班三十名左右的学生中，女生只有六七名。母亲的外婆家在美原镇北边的雷古坊（中张堡），一九四九年前是个大地主。她的大舅叫张镜白，一九四九年前是国民*少将。张将*小名“典亚”，与我县薛镇的国民*少将褚静亚被时人合称为“富北二亚”。一个“大地主”，一个“国民*少将”，这两样，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给我外婆家带来了无尽灾难，我母亲遂成为当时所谓“黑五类”。尽管她的中考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高中录取线，尽管她实际上已经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当时还没有“重点高中”这说法），但却因为属于“黑五类”而被认定为当时所谓“控制生”，她最终就没有能够获准读高中（如果她获准读高中，则会去富平的迤山中学或蒲城的尧山中学上学，因为那时美原镇及其附近没有高中）。
学生时代的这个挫折，既让我母亲耿耿于怀，亦使她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我上红小班之前，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本《看图识字》，并给我讲解。这《看图识字》让我认识了二十几个字，其中就有“电影”和“打猎”这四个字。我的知道《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和《青春之歌》这些书名，即源于我读小学时她给我的讲述。当时，我家还有过一本苏联小说《海鸥》，封面边角卷起，最后若干页缺如，相当破旧了。在我母亲的鼓励下，我曾翻阅过这书，因为没看懂，后来就没再看。记得这书封面中间偏下处有“海鸥”两个红字，而这红字的上方则是一位苏联女性站在小树林旁，她穿着冬衣，裹着头巾，双唇紧闭，目光炯炯，让人肃然起敬。
美原中学是我们富平县当时的六所高中之一，亦是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所重点高中之一（另一所重点高中是迤山中学）。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直至八十年代末，美原中学一直都处于鼎盛辉煌时期，教学质量声名远播，高考成绩威震全县。同时，作为一所重点高中，它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在我们富平县亦是颇有美名，广受赞誉，堪称我们富平教育界一颗耀眼夺目的星。于是，为了我能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我母亲就想把我转到美原中学的这个重点初中班。对我母亲的这想法，我父亲最初是未置可否。在我父亲看来，只要肯努力肯吃苦，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学好。我母亲则认为，一个是重点高中美原中学的重点初中班，一个是刚成立才一年并且当时只设了初中三年级一个年级的新合初中，这两者根本无法被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其间差别简直有如云泥，判若天壤。看到我母亲主意如此坚定且态度如此坚决，我父亲最终同意并开始支持我母亲的想法。当然，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镇街道，如果我在美原上学，我就可以吃住在我外婆家，而不用像我的其他在新合初中上学的同学那样既要从家里背馍又要住宿舍，这一点，亦是我父母当时考虑到的因素。
既然决定了要给我转学，则按照我们中华文化的千年传统，就得赶紧找人帮忙才是。我母亲当时找的是美原中学的王忙寿和刘双民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外婆家有点远亲关系。尽管这关系实际上已经很远了，但两位老师却还是不嫌其远而热情接待并大力帮忙。时至今日，三十八年过去了，我母亲跟我提起这事时，对王刘两位老师依然是赞不绝口！
当时，王刘两位老师对我母亲说了这重点班的大概情况，说这重点班共两班娃，非常厉害，说学校给这两个班配的班主任都是前年刚从师范毕业的小伙子，一个叫祁吉寿，一个叫惠西胜，人都很硬扎。最后，王刘两位老师说，既然咱这娃爱学习，那就没问题，叫娃来，只是估计得考个试，这是重点班，想进的人你也知道，多得很很！这话让我母亲非常高兴，因为她对我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我从来都不怕考试。
一九八一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记得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天，我外公将我领到美原中学的大门外面。看着我进了西边的那个侧门，他就回去了。进了学校后，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惊讶而好奇，好奇而惊讶！沿着校门直通学校会议室的那条南北小道向前走了一段后，因为不知道重点班的教室在哪里，我就喊了前面的一位女生准备问问。女生个子不高，步履匆匆，精干利索。当时，我是这样问的：“诶，前头这一娃，你知道那重点初中班在啊达哩么？”听了我的问话后，她就指着右前方说：“看，那就是！会议室东边那两教室！西边这是（二）班，东边那是（一）班！”
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惠西胜老师。惠老师是我们（二）班的班主任，教我们两个班的数学。惠老师当时把我安排到（二）班教室里南边那列座位中间靠近过道的一个座位上，我的前面座位上坐的是陈红卫同学。红卫同学的母亲在西寺小学旁边的那个国营药店工作，他就住在这药店里。药店离我外婆家所在的宝塔巷很近，放学回家时我俩就同路。
几天后，我在（二）班教室里参加了一场考试。记得当时参加考试者有三十名左右，都是慕名而来想进重点班的学生。考的内容是语文、数学和英语，题目都在一张试卷上。考完后，因为一直都不知道结果，慢慢地就把这事给忘了。
那几天里，我亦第一次见到了祁吉寿老师。祁老师是（一）班的班主任，教我们两个班的语文。当时，祁老师穿了件*绿色上衣，瘦脸短髭，样子很是威严。同样是在那几天里，我还偶然间得知，那天下午我进了美原中学后，在那条南北小道上给我指路的那位精干利索的女生是我们（二）班的，名叫王高川。知道她是我班同学后，我瞬间感到羞愧，因为我忽然想起那天我喊她时称她为“前头这一娃”，觉得我如此喊她实在是礼貌不够，而有些来自乡野的粗鲁。
六、在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
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是一种特别的办学模式，既空前，亦绝后。这重点班总共招过两期（七八级和七九级），我所进的属于第二期。这第二期最初只招收美原和雷古坊两地的优秀学生，招了总共六七十名。后来，随着其美名远播，不但美雷两地原先招生意向之外的学生想方设法地进来，不但本县其他地方（如老庙、薛镇、底店、梅家坪、到贤）的学生纷纷慕名而来，而且富平县以外的地方（如蒲城、铜川、咸阳、临潼），亦有学生辗转托人而胳膊接腿、腿接胳膊地来此求学了。初三毕业时，我们那两个重点班的学生已经达到了一百零九名。
虽然我只在这重点班念过一年的初三，但是对当时的情况却记忆深刻并感受良多。那是典型的寓教于乐、寓学于乐，是真正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近些年来，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素质教育这个问题，一直在被谈论着。现在想来，我们当年那两个重点班所实行的，就是标准的素质教育；这素质，首先是学习素质，是应试素质，其次亦绝不忽视其他素质。
重点班的学习很紧张，教室里总洋溢着拼搏的气息。除了吃饭、上厕所和晚上睡觉，其余时间全都在学习。早上起床，尽管我自己觉得都起得够早了，但从宝塔巷我外婆家一路疾走到了教室后，发现还是有多位同学已经先我而到了。记得有一次，我下了狠心专门上了闹钟，清晨五点钟之前起床完毕，五点钟准时从我外婆家出发，一路小跑地到了教室外面。本以为第一个到教室的应该是我，结果进去后发现郭呆马和王天盈两位同学早已经到了，正在那里出声地读英语。
惠西胜老师给我们的数学活页作业堪称当时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通常的情形是，惠老师早上先给我们讲新知识点。他的板书总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开始，一节课下来，黑板就写满了。早上放学后我们匆忙吃过饭再次赶到教室时，惠老师就已经把他刻版油印的活页作业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座位上，而我们就开始做这活页作业，并在限定的时间里做完后上交给惠老师。然后，惠老师就对我们的作业进行认真细致的批改，次日早上再把批改了的活页作业发还给我们，并根据在批改作业过程中所掌握的情况，而有主有次地、有详有简地讲解这作业上的题目。这种方式一直循环往复地进行。一学期下来，将经过惠老师批改和讲解过的活页作业装订成册，就成了一份实用而珍贵的数学学习资料。
学习离不开竞争，而既为重点班，竞争自然异常激烈。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全级排名第七。班主任惠西胜老师将成绩名次公布后，我感到非常羞愧和难过。早上放学后，我心情沉重地穿过美原镇街道回到宝塔巷我外婆家。我外婆她老人家把饭端到我面前，我难过得吃不下。当时，我心想着自己在原先的庄镇七年制学校里都是经常得第一名的人，现在竟然考得这样差，这以后还怎么见人？这次考试排名，是我进入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后的第一次考试排名，加之名次落差很大，从原先在庄镇七年制学校里的经常考得第一名，突然变成了现在的这第七名，所以这事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让我一直都不曾忘记。
紧张和拼搏的同时，我们亦有自己的快乐。冬天下雪了，教室外面地上是厚厚的雪，而教室里面，惠西胜老师正在教我们学唱歌曲《脚印》：“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漫步走在这小路上，脚印留下一串串………”。数学教师而教学生唱歌，又是在冬雪之时唱着描述雪花飞舞的歌，现在想来，那场景是何等乐观而浪漫！那是一九八一年的冬季，当时国人尚普遍不知暖气为何物，教室里更是没有任何取暖装置，而西北农村的冬天又非常寒冷，但在这乐观和浪漫中，我们却都忘记了寒冷，而恢复了惯常的斗志昂扬！至今，我还记得惠老师当时左手拿着歌词、右手打拍子的样子。
有一回，正上晚自习时停电了，祁吉寿老师就把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召集在（一）班教室里，让我们坐在一起，而他则在教室前面的讲桌上点了根蜡烛，捧着一本书，给我们讲起了其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故事来。烛光里，祁老师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们听得专心致志，如痴如醉。当时，听祁老师读了“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这两句开篇诗后，我就想象着大鹏在天边展翅翱翔的样子，并觉得这第二句真是太有气势了！讲故事过程中，遇到估计我们不太懂的词语，祁老师就给我们做简要的解释，解释完后有时还会在烛光下朝着坐在昏暗里的我们颔首微笑。自这晚之后，只要想到“三言二拍”，我就会忆起这个烛光之夜，忆起祁老师当时的神采和妙语，忆起他的微笑。祁老师的微笑，是富有感染力的。这微笑，散发着善良和亲切，洋溢着进取和达观。
让学生大量阅读，乃是祁吉寿老师语文教学的一大突出特色。在教材上的文章之外，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名篇华章，并将这些美文专门刻版油印出来发给我们。“*药眠”这名字我就是自祁老师处知道的。祁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介绍美文时，提到了这名字。那时的课堂上，师生双方说的都是本地方言，而我们富平方言则读“药”为yue。当时听了祁老师提说这名字，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我就以为“yuemian”对应的两个字是“药棉”，心想这名字还真是叫得奇怪，“药棉”不就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小孩屁股上打针时用的那棉球么！及至几天后读祁老师印发给我们的美文时，才知道了*老先生名字的正确写法，并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祁老师当时还给我们介绍过一本书，名为《文笔精华》，上下两册，汇集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里的精美段落。听了祁老师介绍后，我就赶紧跑到美原镇街道十字口东北角那个“新华书店”里把这书买下了。这种让学生大量阅读的教学方法，在当时实在可谓先锋，堪称前卫！这种教学方法，不但增强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名篇华章里所包含的信息几乎覆盖了语文知识的方方面面，所以，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语文水平的全面提高，亦功莫大焉！
紧张的学习中不乏快乐，快乐之外依然是紧张的学习。这种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背后，是惠祁两位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加管束。在那一年里，我见过祁吉寿老师厉声斥责学生时的样子，那样子真的让学生害怕。我本人亦曾被惠西胜老师严厉批评过。有一次做平面解析几何题，本应先画个坐标图，然后再用文字表述，但我当时却没画任何图，就直接地写开了：“如图，A点的坐标是……”。为此，惠西胜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古语有谓：“雷霆手段，菩萨心肠。”每每忆起惠祁两位老师当年对我们的严格和严厉，我都会由衷地佩服而且感动！
说起惠祁两位班主任老师的严格和严厉，我想到了王林民校长的严肃。在进美原中学读书之前，我就听说他五十年代曾在我们庄镇学校当过校长。进美原中学之后，在整个初三那一年里，我都没有听过他给我们讲话。作为一校之长，想必非常忙碌吧。我只是在校园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几回。记忆中，他老人家是个光头，上衣的风纪扣紧紧地扣着，整个人不苟言笑，很严肃。
在惠祁两位老师之外，其他任课教师亦都敬业勤奋。冯望儒老师的物理课讲得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教英语的那位女老师漂亮负责，不过遗憾的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姓名。张立侠老师在指导我们复习*治课时，为了帮助我们记忆，专门编了口诀让我们背诵。那口诀很是押韵，尤其是用我们富平方言背诵的时候，不但押韵，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至今，我还记得其中这样的两句：“一八九八，戊戌变法。”
教师的敬业勤奋和学生的刻苦努力终于换来了惊人的硕果。在一九八二年那年的中考中，我们那两个重点班取得了压倒性的辉煌战绩，并因此而誉满全县。那时，绝大多数学校每年只有那么一两名学生的成绩达到中专（此处“中专”一词取其广义，含“中师”）线，甚至有的学校还会抹光头，达到中专线的学生连一名都没有，而我们那两个重点初中班，那年中考成绩达到中专线的人数竟然高达二十九名，其中，中师上线人数占到全富平县中师上线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只是中专上线情况，至于重点高中上线人数，那就更多了。在那个年代，中专的录取分数线高于重点高中。那年中考，我们两个重点班的数学成绩竟然有好几个满分，这在当时可真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人们为此而纷纷谈论着。我亦很荣幸地跻身于这几个数学满分者之列。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我和惠西胜老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