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涉及的武昌老地名：“双柏庙”、“双柏庙前街”、“双柏庙后街”、“巡道岭”、“仪凤巷”）
武昌有一座很有名的庙宇——“双柏庙”，由于年代久远，庙已不存，现代人只晓得有“双柏前街”而不知道双柏庙在什么地方。笔者查阅武昌历史地图发现古双医院老门诊部西侧，双柏前街的北边。
双柏庙位置图
相传，清代这里原是通往花园山“罗祖殿”的一条通道，道旁有一座庙，被千姿百态的绿色松柏覆盖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庙后有一株古柏，因长高数米后分为两条枝杈，笔直高耸，郁郁葱葱、清香扑鼻，这样一来就给人以树中套树，树中有树，庙内钟声，庙外树影的清新爽快之感。树有灵性，庙依树影钟声而闻名，于是人们就称之为“双柏庙”。庙前的这条通道也就称为双柏庙街。在清末年《湖北省城街道总图》上，庙前的这条街道称为“双柏庙巷”，年《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上标注为“双柏庙街”，年更名为“双柏前街”。位于古双柏庙后面的一条小巷后来就命名为“双柏庙后街”。该巷东西走向，长米，宽2米，清代成街，年改名双柏后街。年9月至年年7月陈独秀在双柏庙后街26号一栋老宅寓住了10个月。
陈独秀与武昌有缘，与昙华林有缘，生前两次来汉都居住在昙华林一带（今天的双柏前街属于昙华林街区）。
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年2月间，武昌文华大学邀请胡适参加该校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胡适因要在北京陪同杜威访华并任翻译，就转而推荐了陈独秀。陈独秀2月5日由上海来到武汉居住在文华大学文学院楼，学校专门安排校工郑凯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独秀在武汉四天作了四场演讲。2月5日在文华公书林礼堂演讲，他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演讲结束时，近千学生的掌声和铜鼓乐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散场后，青年记者包惠僧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陈独秀欣然答应。下午陈独秀又在文华大学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改造社会的三大办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受苦；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只有贯彻这种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可避免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2月6日，陈独秀在文华大学学生毕业典礼上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2月7日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听众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许多省议员。当天他还参加了汉口保安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宣传只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中国革命才有希望。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引起了武汉当局的恐慌，命令他立即停止演讲，马上离开武汉。陈独秀在武昌四天，除了演讲，还发展了两个个共产党员：包惠僧和郑凯卿，两人都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
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年8月23日，陈独秀在苏州第一模范监狱被国民党监禁五年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被释放，9月9日他与妻子潘兰珍，三儿子陈松年乘“民惠”轮前往武汉，居在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据老人们说，这里原来是一个桂系军人的住宅，一栋旧式平房，四周有绿树，院子里有花坛，花坛旁有高树，颇有庭园风味。在国难当头之际，能住上这样的房子，陈独秀颇感满意。高兴地对潘兰珍说:“国家危难，人民流离，我们能安下身来，实非易事。”他妻子潘兰珍和大多数上海女人一样，虽无文化，但能勤俭持家，每天早起打扫庭院，伺弄花草，伺候丈夫洗漱，然后提篮上街买菜、买报。她知道，看报纸是丈夫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
陈独秀的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虽然蜗居双柏庙后街小屋，但仍关心时局，夜夜伏案挥毫，写自己对抗战的看法。他宣称自己并不是一个“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这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他也认为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力量领导抗战。当然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拥护蒋介石政府，对于其他问题，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例如，他拒绝了国民党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的提议。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毕竟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
陈独秀频繁会见政要，参与武汉抗战社会活动。他应武昌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邀请到校发表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激发民族抗日自尊，动员师生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抗战到底，绝不能对日本侵略者存有任何幻想等等，受到师生热烈欢迎。随后他又在北大留鄂同学会上演讲、在汉口青年会、武汉大学演讲，积极宣传抗战。还在报刊上发表20多篇抗战文章，一时成为武汉的风云人物。新闻记者纷纷上门要求采访，不少社会团体也邀请他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没有放松对陈独秀的警惕与监视，不时有特务上门威胁、骚扰。对于来访的人，多数都被潘兰珍以先生“不愿见陌生人”为借口拒之门外，但对于真心抗战之士，却又热情相待。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就是那个在淮海战役的前夕率领着国民党99军以及57军两个军2万多人起义，从而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大序幕的何军长）上门拜访陈独秀就受到他热情接待。两人相见畅谈抗日时局，商谈抗战方略，相谈甚欢。他们商定派由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马姓青年，到何基沣师部去，由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激发士兵及群众的爱国抗日热情，努力造成积极的革命环境，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打下群众基础，促使军队的革命化。但是此事为国民党特务发觉，蒋介石马上免除了何基沣师长一职，计划失败。
年，张国焘叛党逃到武汉后找到他，希望以他为首另组共产党。陈独秀知道这会被国民党利用，趁机分裂共产党，坚决拒绝。年底，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到双柏庙后街看望陈独秀，陈非常高兴。两人讨论时局，看法一致，董必武诚恳地对陈独秀说：我从老友的角度，劝你一句，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当时这是共产党中央对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主要条件。陈独秀表示愿意回党工作，但是坚决不愿意作书面检讨。董必武说：“仲普先生，你的脾气一点没变，你拒绝做国民党的劳动部长，也拒绝张国涛重组的新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拒绝回党工作呢？”陈独秀说：回党工作如我所愿，但以书面检查为条件，我难以答应。至今我也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只好让先生失望了。”董必武劝他再多多考虑后就离开了。董必武代表中央来看望他并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陈独秀非常愉快，但一个月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抵制毛泽东提出的陈独秀图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毛泽东、张闻天，坚决反对陈独秀回党工作，一手制造“日寇侦探”案，以康生之名，在党的机关报《解放》周刊上登载了一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污蔑陈独秀是托洛茨基匪帮与日寇合作，每月领取日本人元的津贴，是日本人的特务。对此陈独秀百口莫辩，百思不解：前脚董必武来访，邀请他回党工作，不到一月又污蔑他与日寇合作，是日寇的特务。后来虽经周恩来、徐特立等人多方做工作，事件得以平息，但陈独秀从此断了回党工作之心，与党的裂痕越来越大了，最后永远破裂。随后他谢绝朋友要他去美国和香港的建议，坚持留在国内为抗战发挥自己的作用。年7月，陈独秀离开武汉来到四川江津。年5月，周恩来专门到江津探望病卧在床的陈独秀，二人相见，都非常激动。交谈中周恩来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固执、直言不讳。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主要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年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
陈独秀在江津的旧居
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政府先后两次拨款修建陈独秀陵园“独秀园”
安徽安庆“独秀园”陈独秀雕像
安徽安庆“独秀园”新青年雕塑
“独秀园”陈独秀墓（陈独秀与其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独秀幕”
（以上图片除已注明外均来源于百度图片）
附注：参考文献：
《人物春秋》《陈独秀抗战初期在武汉的一段经历》孟东
《湖北档案》《陈独秀的首次武汉之行》莫列义
作者简介
刘翔，祖居武昌大堤口，年4月生于武昌宜孝巷。三岁上候补街郎家巷幼儿园，七岁进候补街小学，13岁分配到粮道街武汉市第33中学上初中。年留校任教师，年任文华中学校长。年调三道街武昌区教委任副主任。年调司门口武昌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副主任。年在中山路被选为武昌区政协副主席。年退休住积玉桥。年主编《武昌老地名·街巷地名篇》、《武昌老地名·人文地名篇》。一个生在武昌，学在武昌，工作在武昌，退休养老在武昌的老武昌人！